【解码中南海重构】中共何以再次周期性机构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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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一年半的中国“党政机构改革”,在观察人士的沉寂中暂告一段落。但是外界的沉默,无碍于此次改革的重要性。如果说2012年的“习王反腐”是险峻的“火中取栗”,那此次机构改革,虽不是一出大戏,但确是一场沉默的“风暴”,也是习近平“居安思危”理念的集中呈现。今天中国处于世界百年格局“大变”中,不再是100年前的看客,并且已经站到了变局的舞台中央。如何掌控中国这艘大船安然度过“变局”的暗涌,更加现代化的体系、机构、制度就是“船桨”,就是整艘船的“控制力”。因此,再过100年,当后人回望今天这个时代,希望他们在评价中国的时候,能够看到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性。

7月初,习近平坐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新华社)

7月初,中共七常委悉数坐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上宣示这场筹划6年之久的改革任务完成初步工作。从中共建政史上来说,机构改革至此已推行十余轮,几乎保持着平均5年一改的节奏,成为历届领导人任内的惯常动作,然而,今日这场机构改革又不同以往,中共称之为“事关全局”。

从宏观方面说,政治机构,一国政治决策运行的四肢脉络,上通国家权力结构的配置,下达行政权力的行使,在已经改制后的中国党政机构中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等扮演决策角色,“农业农村部”“司法部”“水利部”等则负责对应领域的贯彻执行,从框架结构上说,他们是一国国家意志产生与贯彻的承载实体,投射到内里,则是执政者对权力总体把控的基架与抓手。

从政治现实来说,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信仰+制度+组织”,对于中共而言,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组织,就是庞大的“党政军”体系,这是中共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基础,此三者构成中共执政中国的“控制力”。

如何维持、强化这种控制力,是世界上所有执政党,都会考虑的问题,不止是中共。

如果对于中国政治、社会有足够认识的人士其实可以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者”如中南海高高的红墙内,“小者”如一个村,一个镇,一个企业,其“组织”,往往呈现极为鲜明的“中国化”、“中共化”的特质,从而构成强大的控制力。如多维新闻在《为何说中共政治局决策机制高于西方》中所说,中共化的组织,在政策制定上,决断性,延续性,执行力上都胜过西方。这一点在中国企业华为身上也表现的极为深刻。一个企业,能够在世界霸主美国“不对称战争”中,扛了下来,虽然弹痕累累,但是仍然安全落地,这与华为的组织架构具有极强的执行力,任正非对于华为有高度控制力,密切相关。

以史论今 中共凭借“组织”赢得政权

中国历经几千年封建历史,集权是中国政治最显著的特点,从历朝历代通过机构改革来克服君权相权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将权力逐渐收拢中央。在依赖机构调整的基础之上,推崇君臣文化,并行科举形成皇权直下底层的集权体制,将大权牢牢掌握到执政者的手里,但封建时代的中央集权是君主专制下的集权。其虽然有强大的掌控力与高效的组织性但丧失集体意志,使得这种制度朝代的更替中最终走向灭亡。而中共在采取列宁式建党原则,坚持党中央对党员的绝对领导的同时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方式,防止过度集权滑入专制,这种集中与制衡的组织形式给中国政治文化注入了非常强大的组织因素。

也正是这种组织架构带来的强大控制力,使得中共在1927年的三湾改编中开创“党指挥枪”的先河,将武装力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武器装备、外部支持力量都不如国民党的情况下而赢得政权,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将强劲的组织性能转化为战斗力。而对比武器精良的国民党,虽然收缴中国国内各路军阀为其所用,但未能将之转化为真正的“自己人”,以致在兵戎相见的战场,能够坚决执行命令的军队除了嫡系外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中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因之一。

具体而言,中共的组织化如何转化为战斗力,仍以以上提到的三湾改编为例,在此之前,中共虽然也整合影响了一些军队,但是由于中共党组并未深入到军队基层,以致决策分散,难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而在经过三湾改编之后,中共将党组下探“连队”,形成“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党组,确保中共的政治宣教工作得以从中央直通基层,形成强大的掌控力,运用到作战指挥,可以将中央的统一部署高效传达并强力推行下去。

华为架构里的中共思维

任正非作为华为创始人,虽然手握华为股权不足2%,却能将个人想法渗透到华为决策机制(Reuters)

中共化的组织设计之于中国的建立乃至近几十年的发展都注入了强劲的制度优势,组织架构之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把控力、潜力与一个企业进化的逻辑何其相似。

被中美贸易战推向前台的华为在应对美国的打击时带给外界的表现应该是令外界没有想到的。当外界在认识到这家通讯企业的强劲科技实力之余,似乎很少关注其是如何抗住美国的精准打击。从结果来看,是华为迅速推出“备胎计划”,避免成为下一个中兴使得美国也始料不及,是华为强大的5G性能,在欧亚市场拿下订单瓦解美国的政治威胁,更进一步的问,为何一家甚至都为上市的企业能够连连与世界超级大国过招而不显败势。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回应美国的打击时,以一架在二战中被打得像筛子一样、浑身弹孔累累的伊尔-2飞机自比。这样的比喻除了直接反应华为强大的生命力之外,也透露了支撑其“照样能飞”的根本原因,即是自身足够坚固的“组织架构”。

更直接的说,华为为何能够在美国的威胁之下迅速推出“鸿蒙计划”?为何能在外部局势凶险的情况下依然维持正常运转,答案就是上面提到的华为自身的组织性能。

华为至今为外界质疑背景的一个原因是坚持不上市,作为中国通讯界的巨头,华为既不像阿里巴巴、腾讯发展到一定体量步入上市的轨道,也不像多数的私营企业保持家族式管理,它更像是具有中国烙印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作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手握不到2%的股权,其余股权则分散到员工手里,这也奠定了华为集体决策的决策机制,但华为的集体决策又不是单纯的股份制。董事会作为华为的最高权力机构,由股东会选举,行使公司战略与经营管理决策权,有17名成员组成,在董事会之内,再设董事常务委员会,有7名成员组成,负责公司重大战略决策与审批事项。常务委员会之上,有3名轮值董事统御公司。而作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虽已不再担任董事长,但拥有一票否决权。

也就是说,华为员工虽然有发言权,但集体决策到权力顶层仍是小范围的集中决策,如此,既能保持大范围的民主又能保证小范围的集中,且这样的组织模式产生的稳定性确保公司规划的可持续性,同时又能保证即使“创始人”离开公司却不会对公司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这又无碍于“关键人物”在公司决策上所起到的作用。

此前多维已有分析,军人出身的任正非是一位拥有不凡政治高度的企业家,对市场的敏感嗅觉与底线思维,以及面对外界打压时,绝不是无底线的忍让,而是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能力展示的性格底色与中共决策者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通之处。

拥有作为华为创始人的身份以及“精神领袖”的个人影响力,任正非可以将个人意志渗透到公司的决策层。如在美国限制华为供应商提供芯片之时,华为推出“备胎转正计划”,以及“鸿蒙”系统的推出,华为之所以能够见招拆招的原因并非精准预判到今日美国的动作,而是对公司的生存发展做出了前瞻行的思考与规划,以至威胁到来之时能够沉静以对。因此可以说,华为组织架构使得任正非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对公司的“掌控力”。

当然,核心人物的影响力是华为得以躲过一劫的重要原因,但决定华为能够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是其倚重核心而又不惟核心的组织能力。

华为组织架构所体现的控制力,决断力,以及对局势的掌控及规划性使其能够形成以一企之力搏一国的案例,正是当年中共逆袭国民党赢下政权的写照,而华为能够规划7年之久的“鸿蒙”计划乃至时间更久的选择投入芯片自主研发,这样的长期规划也是中共能定下“百年大计”的镜像。当然,这些都是基于相同组织架构所产生的稳定性为政策的持续性所带来的支撑力。

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组织设计所蕴含的潜力是任何一个执政者都会加以利用的力量,而对于擅长长线规划且拥有丰富娴熟组织设计经验的政党来说,机构组织的变化早已成为执政者布局其改革思路的惯用手法,但不同于此前多次行政机构的分拆合并,此番党政机构的重构将是中共领导人“百年大计”而进行的国家架构设计。在国际形势紧张变化的当下,中国国内的机构改革也绝不只是一代人只谋眼前事的思路,而是基于中国内部发展的阶段性与预见世界发展机遇期的碰撞,这种变动或也是同样怀有忧患意识与底线思维的领导者对未来局势预判的一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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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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